561 进言
“你是说,我们的党员干部中,也存在着民族主义分子?”斯大林同志紧紧攒着眉头,语气怀疑的说道,“是什么人,有确切的证据吗?”
对民族主义分子,斯大林同志绝对是深恶痛绝的,不仅仅是他,可以说在如今的莫斯科权力核心中,在如今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中,就没有不痛恨民族主义分子的,毕竟就像之前所说的,如今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,在整体上还是积极向上的,在某些具体问题上,更多考虑本民族、更多关注本民族利益的人是有的,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,在党内是找不到存活空间的,即便是有这样的人,他们也只能隐藏起来,还得藏得严严实实的。
“我只是担心将来会有这种状况出现,并不是说掌握了确切的线索,”维克托摇头说道,“但我认为,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,因此,在相关的问题上,我们不能疏忽大意,而是应该做好相关的预防工作。”
语气顿了顿,他迟疑了片刻,鼓足了勇气之后,才接着说道:“在前往卡累利阿-芬兰苏维埃共和国主持工作的这段时间,我察觉到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,比如说在卡累利阿地区存在的党员干部民族化问题,就已经非常严重了,我甚至认为这种党章以及党内规范条例中从不存在的规则,已经成为了各民族聚居地区所存在的潜规则......”
“党员干部民族化?”维克托所操作的那篇文章,到现在也没有登报,因此,这个名词斯大林同志显然也不曾接触到,因此,他打断维克托的话,好奇的问道,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?在卡累利阿地区所存在的特殊性问题吗?”
“我怀疑它并不是卡累利阿地区所特殊存在的一个问题,而是在所有加盟共和国、自治共和国以及自治州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,”维克托摇头说道,“这种问题有一个很直观的表现形式,即在这些加盟共和国、自治共和国以及自治州的党组织发展党员,提拔干部的过程中,不是从党员、干部的自身条件以及工作能力出发,而是首先强调其民族属性。就像在卡累利阿地区,共和国的各个基层党组织、干部管理部门,在招募党员、提拔干部的时候,首先要选择那些芬兰族人,然后是卡累利阿族人,最后才是包括俄罗斯族人在内的其它民族人员。”
对于斯大林同志来说,这样的问题显然是第一次有人在他面前提起,因此,当维克托说到这里的时候,他的脸色已经变得有些难看了。
“我认为,这种过于强调民族属性的党员干部政策,对于我党组织生活的健康发展具有很大的侵害作用,”维克托的心里也有些紧张,因为他揣摩不到斯大林同志现在的想法,也不知道他对这个问题秉持着什么样的看法和立场,但这个话题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了,他也就没有什么退路了,“且不说别的,仅仅是这种制度本身,如果长时间加以贯彻的话,就会形成一种以民族属性为基础的党内宗派主义,从而在党内成员之间制造隔阂,甚至是分裂我们的党。”
说到这儿,他停下来,吸了口烟,沉默了片刻,这才接着说道:“最可怕的是,如果我们对这种做法不加限制的话,那么等到若干年之后,卡累利阿地区的党组织中,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都将是芬兰人;而白俄罗斯的党组织中,都将是白俄罗斯人;乌克兰的党组织中,都将是乌克兰人,那么,联盟在某些需要对利益进行平衡的问题上,是不是还能够得到各个加盟共和国、自治共和国以及自治州的支持呢?我想,这种情况恐怕不会太乐观的。”
这番话维克托实际上是在暗示,暗示乌克兰的问题。
有关粮食的问题之前已经提到过了,就目前而言,联盟的粮食问题很严峻,不管是白俄罗斯也好,乌克兰也罢,今年都处于歉收的局面,而联盟要想养活所有加盟共和国的人口,就必须从这两个主要产粮区征收一定量的粮食,如此一来,其对白俄罗斯、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的利益,显然是有所侵害的。
如果放到战前,维克托即便是提出这样的问题,恐怕也不会对斯大林同志造成多大的触动,毕竟在战前的时候,联盟虽然从乌克兰拿走了大量的粮食,但也向其输送了大量的工业品,联盟在政策上,就是采取的这种地区互补的策略。
但现在的问题是,由于这一场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损失,联盟的工业、农业生产,都还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,联盟所缺乏的不仅仅是粮食,也有海量的工业产品,而在这个时候,作为基本的生活必需品,粮食的重要性显然是更加突出的。这还意味着,当联盟从乌克兰、白俄罗斯拿走了当地人赖以维系生命的粮食的同时,却还不能给与其足够的工业产品补偿,在这种情况下,当地人必然是会有意见的。
实际上,在如今的乌克兰,这种积聚在民众中的不满情绪,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,此前赫鲁晓夫同志向莫斯科所提交的报告中,就提到了这样的问题。
如今,乌克兰的政治局势还是较为稳定的,那里还是布尔什维克的天下,真正活跃在乌克兰政坛上的,还有大量非乌克兰族的党员,但就像维克托所说的那样,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,整个乌克兰的党组织中,乌克兰族的党员干部占据了绝大多数,那么,再遇到今天这样的情况,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?基辅会不会出乱子?会不会有某些野心家跳出来,借助宣扬民族主义情绪,来获得个人的政治利益?其对联盟的国家安全会不会构成直接威胁?
毫无疑问,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不会令人太过愉快的,即便是强势的斯大林同志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。
“你提出的这个问题......”斯大林同志将叼在嘴上的烟斗拿下来,沉吟了片刻,说道,“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,但给与一定的关注或许还是很有必要的。”
嘴里这么说着,他转过身,朝之前的来路指了指,随后当先迈步往回走。
“卡累利阿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,”走出去两步,斯大林同志才开口说道,“那里存在着很多历史性的遗留问题,当然,还交织着联盟对北欧三国的一些既定政策,而在诸多的特殊性问题中,民族问题可以算是最为突出的一点,考虑到现实性的情况,我们必须允许卡累利阿-芬兰共产党保持一定的特殊性和独立性,这一点,你也应该是明白的。”
“当然,”维克托点头说道,“我也认可卡累利阿-芬兰共产党在政策性的问题上,保持一定的特殊性和独立性,但在组织原则问题上,我认为他们必须与莫斯科保持绝对的一致。我的意思是,我们可以允许卡累利阿-芬兰共产党以一个芬兰人的无产阶级政党形式存在,但却不能允许他们在此基础上,向民族主义的政党转变,换句话说,在党内问题上,他们首先应该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政党、共产党这一属性,而且,这个属性必须位于一切属性之上,而不是首先强调芬兰人这个民族属性,然后再谈论政党的政治属性。”
维克托说的这番话有些绕,简单地说,他的意思就是指:在卡累利阿-芬兰共产党的组织中,考虑一个人是不是同志,只需要看他的政治立场就行了,只要政治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边的,那么他就具备了加入共产党的基本条件,至于他是什么民族的,并不重要。而现实中却是恰恰相反的,卡累利阿-芬兰共产党中存在着潜规则,他们在考虑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入党,是不是能够得到提拔的时候,不是首先考虑其政治立场,而是首先考虑其是不是芬兰人,这一点实际上就是本末倒置,就是党员干部民族化,就是潜藏着民族分裂苗头的潜规则。
当然,在这里维克托没有提到国家主义的问题,这是因为卡累利阿-芬兰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地位比较特殊,用联盟对外的宣传论调,这个加盟共和国是具有独立地位的,它自愿选择加入苏联的,当然,它也随时可以选择自由退出联盟,因此,国家主义这样的论调,套在其身上不太合适。
维克托这一番说辞,再次令斯大林同志陷入了沉默,其实,就根本思想而言,斯大林同志对民族问题是有他自身看法的,而他的那种看法,与维克托的立场显然并不怎么一致。
维克托之所以在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上如此较真,是因为他知道在前世的时候,联盟是如何陷入分崩离析的,而斯大林同志却没有他那种前世的经历,因此,这位领袖同志在这个问题上,当然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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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民族主义分子,斯大林同志绝对是深恶痛绝的,不仅仅是他,可以说在如今的莫斯科权力核心中,在如今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中,就没有不痛恨民族主义分子的,毕竟就像之前所说的,如今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,在整体上还是积极向上的,在某些具体问题上,更多考虑本民族、更多关注本民族利益的人是有的,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,在党内是找不到存活空间的,即便是有这样的人,他们也只能隐藏起来,还得藏得严严实实的。
“我只是担心将来会有这种状况出现,并不是说掌握了确切的线索,”维克托摇头说道,“但我认为,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,因此,在相关的问题上,我们不能疏忽大意,而是应该做好相关的预防工作。”
语气顿了顿,他迟疑了片刻,鼓足了勇气之后,才接着说道:“在前往卡累利阿-芬兰苏维埃共和国主持工作的这段时间,我察觉到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,比如说在卡累利阿地区存在的党员干部民族化问题,就已经非常严重了,我甚至认为这种党章以及党内规范条例中从不存在的规则,已经成为了各民族聚居地区所存在的潜规则......”
“党员干部民族化?”维克托所操作的那篇文章,到现在也没有登报,因此,这个名词斯大林同志显然也不曾接触到,因此,他打断维克托的话,好奇的问道,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?在卡累利阿地区所存在的特殊性问题吗?”
“我怀疑它并不是卡累利阿地区所特殊存在的一个问题,而是在所有加盟共和国、自治共和国以及自治州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,”维克托摇头说道,“这种问题有一个很直观的表现形式,即在这些加盟共和国、自治共和国以及自治州的党组织发展党员,提拔干部的过程中,不是从党员、干部的自身条件以及工作能力出发,而是首先强调其民族属性。就像在卡累利阿地区,共和国的各个基层党组织、干部管理部门,在招募党员、提拔干部的时候,首先要选择那些芬兰族人,然后是卡累利阿族人,最后才是包括俄罗斯族人在内的其它民族人员。”
对于斯大林同志来说,这样的问题显然是第一次有人在他面前提起,因此,当维克托说到这里的时候,他的脸色已经变得有些难看了。
“我认为,这种过于强调民族属性的党员干部政策,对于我党组织生活的健康发展具有很大的侵害作用,”维克托的心里也有些紧张,因为他揣摩不到斯大林同志现在的想法,也不知道他对这个问题秉持着什么样的看法和立场,但这个话题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了,他也就没有什么退路了,“且不说别的,仅仅是这种制度本身,如果长时间加以贯彻的话,就会形成一种以民族属性为基础的党内宗派主义,从而在党内成员之间制造隔阂,甚至是分裂我们的党。”
说到这儿,他停下来,吸了口烟,沉默了片刻,这才接着说道:“最可怕的是,如果我们对这种做法不加限制的话,那么等到若干年之后,卡累利阿地区的党组织中,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都将是芬兰人;而白俄罗斯的党组织中,都将是白俄罗斯人;乌克兰的党组织中,都将是乌克兰人,那么,联盟在某些需要对利益进行平衡的问题上,是不是还能够得到各个加盟共和国、自治共和国以及自治州的支持呢?我想,这种情况恐怕不会太乐观的。”
这番话维克托实际上是在暗示,暗示乌克兰的问题。
有关粮食的问题之前已经提到过了,就目前而言,联盟的粮食问题很严峻,不管是白俄罗斯也好,乌克兰也罢,今年都处于歉收的局面,而联盟要想养活所有加盟共和国的人口,就必须从这两个主要产粮区征收一定量的粮食,如此一来,其对白俄罗斯、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的利益,显然是有所侵害的。
如果放到战前,维克托即便是提出这样的问题,恐怕也不会对斯大林同志造成多大的触动,毕竟在战前的时候,联盟虽然从乌克兰拿走了大量的粮食,但也向其输送了大量的工业品,联盟在政策上,就是采取的这种地区互补的策略。
但现在的问题是,由于这一场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损失,联盟的工业、农业生产,都还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,联盟所缺乏的不仅仅是粮食,也有海量的工业产品,而在这个时候,作为基本的生活必需品,粮食的重要性显然是更加突出的。这还意味着,当联盟从乌克兰、白俄罗斯拿走了当地人赖以维系生命的粮食的同时,却还不能给与其足够的工业产品补偿,在这种情况下,当地人必然是会有意见的。
实际上,在如今的乌克兰,这种积聚在民众中的不满情绪,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,此前赫鲁晓夫同志向莫斯科所提交的报告中,就提到了这样的问题。
如今,乌克兰的政治局势还是较为稳定的,那里还是布尔什维克的天下,真正活跃在乌克兰政坛上的,还有大量非乌克兰族的党员,但就像维克托所说的那样,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,整个乌克兰的党组织中,乌克兰族的党员干部占据了绝大多数,那么,再遇到今天这样的情况,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?基辅会不会出乱子?会不会有某些野心家跳出来,借助宣扬民族主义情绪,来获得个人的政治利益?其对联盟的国家安全会不会构成直接威胁?
毫无疑问,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不会令人太过愉快的,即便是强势的斯大林同志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。
“你提出的这个问题......”斯大林同志将叼在嘴上的烟斗拿下来,沉吟了片刻,说道,“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,但给与一定的关注或许还是很有必要的。”
嘴里这么说着,他转过身,朝之前的来路指了指,随后当先迈步往回走。
“卡累利阿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,”走出去两步,斯大林同志才开口说道,“那里存在着很多历史性的遗留问题,当然,还交织着联盟对北欧三国的一些既定政策,而在诸多的特殊性问题中,民族问题可以算是最为突出的一点,考虑到现实性的情况,我们必须允许卡累利阿-芬兰共产党保持一定的特殊性和独立性,这一点,你也应该是明白的。”
“当然,”维克托点头说道,“我也认可卡累利阿-芬兰共产党在政策性的问题上,保持一定的特殊性和独立性,但在组织原则问题上,我认为他们必须与莫斯科保持绝对的一致。我的意思是,我们可以允许卡累利阿-芬兰共产党以一个芬兰人的无产阶级政党形式存在,但却不能允许他们在此基础上,向民族主义的政党转变,换句话说,在党内问题上,他们首先应该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政党、共产党这一属性,而且,这个属性必须位于一切属性之上,而不是首先强调芬兰人这个民族属性,然后再谈论政党的政治属性。”
维克托说的这番话有些绕,简单地说,他的意思就是指:在卡累利阿-芬兰共产党的组织中,考虑一个人是不是同志,只需要看他的政治立场就行了,只要政治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边的,那么他就具备了加入共产党的基本条件,至于他是什么民族的,并不重要。而现实中却是恰恰相反的,卡累利阿-芬兰共产党中存在着潜规则,他们在考虑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入党,是不是能够得到提拔的时候,不是首先考虑其政治立场,而是首先考虑其是不是芬兰人,这一点实际上就是本末倒置,就是党员干部民族化,就是潜藏着民族分裂苗头的潜规则。
当然,在这里维克托没有提到国家主义的问题,这是因为卡累利阿-芬兰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地位比较特殊,用联盟对外的宣传论调,这个加盟共和国是具有独立地位的,它自愿选择加入苏联的,当然,它也随时可以选择自由退出联盟,因此,国家主义这样的论调,套在其身上不太合适。
维克托这一番说辞,再次令斯大林同志陷入了沉默,其实,就根本思想而言,斯大林同志对民族问题是有他自身看法的,而他的那种看法,与维克托的立场显然并不怎么一致。
维克托之所以在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上如此较真,是因为他知道在前世的时候,联盟是如何陷入分崩离析的,而斯大林同志却没有他那种前世的经历,因此,这位领袖同志在这个问题上,当然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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