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36 批判
相比起联盟,芬兰只是一个小国,尽管它很顽强、不屈,甚至还曾经做过“大芬兰”的梦,但残酷的现实告诉芬兰人,如今的世界已经不是中世纪时期的世界了,在如今这个世界里,小国就是小国,无论是资源还是人口,亦或是地缘政治,都限制了一个小国实现其“大国梦”的可能性。
所以,在无法将自己搬离的情况下,紧挨在苏联身边的芬兰,只能学着适应新的生活方式,芬兰人必须在夹缝中求生存,尽可能在保证自身独立性的情况下,求得一个发展自身的机会。
必须承认的一点是,且不管现如今的世人如何看待巴锡基维,在维克托看来,这位忍辱负重的芬兰总理,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,他为芬兰制订的外交政策,无疑是最符合芬兰实际情况的,而且,他的政策对芬兰的影响将会延续半个多世纪之久。
安德里亚诺夫同志的讲话完成之后,后续走上发言台的,是一个身材不算很高,留着酷似列宁同志的发型,也就是前额部分全秃,头发往回倒着的发型。
根据维罗莱宁的介绍,此人名叫格尔曼·塔瓦贾维,目前担任着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的职务,也就是和莫洛托夫同志负责着同样的工作,不过,莫洛托夫同志是联盟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人民委员,而塔瓦贾维则是卡累利阿-芬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,双方的等级差的有点多。
看着塔瓦贾维走上发言台,维克托将记录本的名录打开,找到此人的履历,翻开去看。
此时,发言台上的塔瓦贾维抬起右手,用手掌心熨了熨鬓角两侧头发,这才将面前的发言稿展开,开始做他的汇报。
维克托一边听着,一边看此人的履历。
其实,只看塔瓦贾维这个名字,就知道此人肯定是个芬兰人了,而按照履历上的记录,此人于一八八九年出生于芬兰塔佩雷,芬兰社会民主党早期成员之一,一九一八年芬兰社会民主党分裂的时候,以该党左翼成员的身份,参与了芬兰共产党的组建工作,换句话说,此人也是老资格的芬兰共产党成员了,在芬兰共产党内的地位很高。
关键一点是,此人与库西宁同志的经历极其相似,他也是在一战结束后,就被投进了监狱,随后逃狱之后,没有返回波兰,而是在列宁格勒参加了十月革命,其后这些年里,他一直都在苏联工作。
毫无疑问,从此人的履历上看,他应该是与库西宁同志同一阵营的,毕竟两人不仅都是芬兰人,而且还长期在一起工作,算是老同事了。
也正因为如此,维克托并没有仔细看他的履历,甚至是看了一半就放弃了,因为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与他站到一个方向的。
将记录本合起来,维克托拿起桌上放着的一包香烟,给自己点了一支,刚吸了一口,眉头就禁不住皱了起来。
此时,发言台前的塔瓦贾维同志,正好讲到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党组织建设问题上。
在战争期间,维克托率先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组建基层党组织的建议,在当时,这项工作是首先在军队中展开的,随后,才推行到联盟各部门以及地方基层。最近两年,各个部门中党组织建设工作也开始趋于常态化,每年的各种、各层级会议中,只要是系统性谈论工作安排的,党组织建设的工作都属于重要内容之一。
实话说,这种工作其实偏向务虚的,但也存在务实的内容,也就是所谓的务虚话实吧。而在塔瓦贾维的报告中,除了涉及到务虚的内容之外,也涉及到了务实的内容,比如说他所领导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内,搞了一些什么活动,组织了一些什么学习,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,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等等。
就个人兴趣而言,维克托对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并不怎么重视,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权力,他们的工作范围也非常有限,而维克托现在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,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,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估计得倒数。所以,按照常理而言,塔瓦贾维的发言是不会引起他的关注的。
但常理在这儿显然被打破了,当塔瓦贾维谈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时,维克托情不自禁的皱起了眉头,他听到了一些有点刺耳的东西。
在谈到发展党员工作的问题是,塔瓦贾维提到了一个“比例”的问题,也就是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,包括战争期间,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,按比例接纳了十七名芬兰族的新党员、四名卡累利阿族的新党员以及三名其他民族的新党员。
维克托抬头朝发言台前的塔瓦贾维看了一眼,随即拿起手边的钢笔,又从记录本的背面撕下一张纸。
听到他撕纸所发出的声音,旁边的库西宁同志和维罗莱宁同志都朝他这边看过来。
维克托面无表情的用钢笔在那张纸上写了一行字,转手递给一旁的库西宁同志。
库西宁同志将纸条接过去,看了看上面写的那一行俄文,皱眉想了想,这才拿起钢笔在上面补充了一行,反手又递还给维克托。
维克托将纸条拿回去,看了看。他之前写的那一行俄文,是一个问题:“为什么吸收新党员的过程中,还有民族比例的规定?”
而现在呢,库西宁同志给出的答复,则是:“原则上没有这种规定。”
维克托又不是政治小白了,他自然明白这个答复是什么意思。“原则”上没有这种规定,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就真的没有,维克托的理解是,这其中有一个潜规则的存在,也就是在卡累利阿地区,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各个部门机构,其党组织在吸纳新党员的过程中,的确是遵循了一个民族比例的问题,在这其中,芬兰族的党员占据了很大的比例,这个比例很可能高达百分之七十,甚至是八十以上。
维克托之前没有负责过地方的工作,因此,他也不知道地方党组织工作的具体情况,但他知道的是,至少在莫斯科,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部,是不存在这种规定的,而中央委员会也从来没有做出过这种规定。
虽然此前没有负责过相关方面的工作,当时,在塔瓦贾维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,维克托的心里还是自然而然的也有了一种抵触感,他认为这种规定非常的不负责任,如果任其发展延续下去的话,甚至会对共和国乃至联盟的稳定,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。
盯着手中的纸条看了约莫半分钟,维克托重新将钢笔拿过来,直接在“原则”这个词上,用力的画了一个圈。随后,他又沉默了一会儿,又用钢笔在那个圈的下面,画了一个箭头,最后,在箭头的下方写道:“民族平等不等于民族主义”。
钢笔的鼻尖在“主义”后面点了点,又最后补充道:“干部民族化是危险的,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提高重视,下午的会议上我将会谈到这个问题。”
最后一段话写完,他将纸条又递给库西宁同志。
维克托没有接触过具体的党务工作,在这方面的所知也比较有限,但前世的记忆以及今生的工作经验,都给了他一定的审视问题的能力,或者说,这就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政治敏感度。
什么叫干部民族化?可以确定的是,在如今的联盟,肯定是没有这个词的,但这个词却很容易理解,仅从字面上就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。
所谓的“干部民族化”,就是说领导干部的提拔任命,不首先考虑其实际的工作能力等内容,却要首先考虑其民族属性,如此一来,在干部的个人发展过程中,他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将自己的民族属性放大,甚至最终将其摆放到党性原则之上,考虑任何问题,都首先从自身的民族属性角度出发,而不是从联盟,从布尔什维克党的角度出发。
如此一来,随着这种思想的发展壮大,其最终的引发的结果,必然是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,其影响力甚至会超过布尔什维克党在联盟内的影响力,并最终导致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分裂、崩盘。考虑到联盟的性质,尤其是宪法中关于各个加盟共和国权力的规定,那么,联盟的最终分裂也就成了必然。
维克托不知道塔瓦贾维所提到的这个问题,是不是仅仅存在于卡累利阿-芬兰苏维埃共和国,但他可以确定的是,这种思想,这种潜规则,必须受到批判,必须被严格禁止,作为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,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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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,在无法将自己搬离的情况下,紧挨在苏联身边的芬兰,只能学着适应新的生活方式,芬兰人必须在夹缝中求生存,尽可能在保证自身独立性的情况下,求得一个发展自身的机会。
必须承认的一点是,且不管现如今的世人如何看待巴锡基维,在维克托看来,这位忍辱负重的芬兰总理,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,他为芬兰制订的外交政策,无疑是最符合芬兰实际情况的,而且,他的政策对芬兰的影响将会延续半个多世纪之久。
安德里亚诺夫同志的讲话完成之后,后续走上发言台的,是一个身材不算很高,留着酷似列宁同志的发型,也就是前额部分全秃,头发往回倒着的发型。
根据维罗莱宁的介绍,此人名叫格尔曼·塔瓦贾维,目前担任着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的职务,也就是和莫洛托夫同志负责着同样的工作,不过,莫洛托夫同志是联盟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人民委员,而塔瓦贾维则是卡累利阿-芬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,双方的等级差的有点多。
看着塔瓦贾维走上发言台,维克托将记录本的名录打开,找到此人的履历,翻开去看。
此时,发言台上的塔瓦贾维抬起右手,用手掌心熨了熨鬓角两侧头发,这才将面前的发言稿展开,开始做他的汇报。
维克托一边听着,一边看此人的履历。
其实,只看塔瓦贾维这个名字,就知道此人肯定是个芬兰人了,而按照履历上的记录,此人于一八八九年出生于芬兰塔佩雷,芬兰社会民主党早期成员之一,一九一八年芬兰社会民主党分裂的时候,以该党左翼成员的身份,参与了芬兰共产党的组建工作,换句话说,此人也是老资格的芬兰共产党成员了,在芬兰共产党内的地位很高。
关键一点是,此人与库西宁同志的经历极其相似,他也是在一战结束后,就被投进了监狱,随后逃狱之后,没有返回波兰,而是在列宁格勒参加了十月革命,其后这些年里,他一直都在苏联工作。
毫无疑问,从此人的履历上看,他应该是与库西宁同志同一阵营的,毕竟两人不仅都是芬兰人,而且还长期在一起工作,算是老同事了。
也正因为如此,维克托并没有仔细看他的履历,甚至是看了一半就放弃了,因为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与他站到一个方向的。
将记录本合起来,维克托拿起桌上放着的一包香烟,给自己点了一支,刚吸了一口,眉头就禁不住皱了起来。
此时,发言台前的塔瓦贾维同志,正好讲到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党组织建设问题上。
在战争期间,维克托率先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组建基层党组织的建议,在当时,这项工作是首先在军队中展开的,随后,才推行到联盟各部门以及地方基层。最近两年,各个部门中党组织建设工作也开始趋于常态化,每年的各种、各层级会议中,只要是系统性谈论工作安排的,党组织建设的工作都属于重要内容之一。
实话说,这种工作其实偏向务虚的,但也存在务实的内容,也就是所谓的务虚话实吧。而在塔瓦贾维的报告中,除了涉及到务虚的内容之外,也涉及到了务实的内容,比如说他所领导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内,搞了一些什么活动,组织了一些什么学习,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,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等等。
就个人兴趣而言,维克托对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并不怎么重视,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权力,他们的工作范围也非常有限,而维克托现在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,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,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估计得倒数。所以,按照常理而言,塔瓦贾维的发言是不会引起他的关注的。
但常理在这儿显然被打破了,当塔瓦贾维谈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时,维克托情不自禁的皱起了眉头,他听到了一些有点刺耳的东西。
在谈到发展党员工作的问题是,塔瓦贾维提到了一个“比例”的问题,也就是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,包括战争期间,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,按比例接纳了十七名芬兰族的新党员、四名卡累利阿族的新党员以及三名其他民族的新党员。
维克托抬头朝发言台前的塔瓦贾维看了一眼,随即拿起手边的钢笔,又从记录本的背面撕下一张纸。
听到他撕纸所发出的声音,旁边的库西宁同志和维罗莱宁同志都朝他这边看过来。
维克托面无表情的用钢笔在那张纸上写了一行字,转手递给一旁的库西宁同志。
库西宁同志将纸条接过去,看了看上面写的那一行俄文,皱眉想了想,这才拿起钢笔在上面补充了一行,反手又递还给维克托。
维克托将纸条拿回去,看了看。他之前写的那一行俄文,是一个问题:“为什么吸收新党员的过程中,还有民族比例的规定?”
而现在呢,库西宁同志给出的答复,则是:“原则上没有这种规定。”
维克托又不是政治小白了,他自然明白这个答复是什么意思。“原则”上没有这种规定,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就真的没有,维克托的理解是,这其中有一个潜规则的存在,也就是在卡累利阿地区,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各个部门机构,其党组织在吸纳新党员的过程中,的确是遵循了一个民族比例的问题,在这其中,芬兰族的党员占据了很大的比例,这个比例很可能高达百分之七十,甚至是八十以上。
维克托之前没有负责过地方的工作,因此,他也不知道地方党组织工作的具体情况,但他知道的是,至少在莫斯科,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部,是不存在这种规定的,而中央委员会也从来没有做出过这种规定。
虽然此前没有负责过相关方面的工作,当时,在塔瓦贾维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,维克托的心里还是自然而然的也有了一种抵触感,他认为这种规定非常的不负责任,如果任其发展延续下去的话,甚至会对共和国乃至联盟的稳定,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。
盯着手中的纸条看了约莫半分钟,维克托重新将钢笔拿过来,直接在“原则”这个词上,用力的画了一个圈。随后,他又沉默了一会儿,又用钢笔在那个圈的下面,画了一个箭头,最后,在箭头的下方写道:“民族平等不等于民族主义”。
钢笔的鼻尖在“主义”后面点了点,又最后补充道:“干部民族化是危险的,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提高重视,下午的会议上我将会谈到这个问题。”
最后一段话写完,他将纸条又递给库西宁同志。
维克托没有接触过具体的党务工作,在这方面的所知也比较有限,但前世的记忆以及今生的工作经验,都给了他一定的审视问题的能力,或者说,这就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政治敏感度。
什么叫干部民族化?可以确定的是,在如今的联盟,肯定是没有这个词的,但这个词却很容易理解,仅从字面上就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。
所谓的“干部民族化”,就是说领导干部的提拔任命,不首先考虑其实际的工作能力等内容,却要首先考虑其民族属性,如此一来,在干部的个人发展过程中,他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将自己的民族属性放大,甚至最终将其摆放到党性原则之上,考虑任何问题,都首先从自身的民族属性角度出发,而不是从联盟,从布尔什维克党的角度出发。
如此一来,随着这种思想的发展壮大,其最终的引发的结果,必然是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,其影响力甚至会超过布尔什维克党在联盟内的影响力,并最终导致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分裂、崩盘。考虑到联盟的性质,尤其是宪法中关于各个加盟共和国权力的规定,那么,联盟的最终分裂也就成了必然。
维克托不知道塔瓦贾维所提到的这个问题,是不是仅仅存在于卡累利阿-芬兰苏维埃共和国,但他可以确定的是,这种思想,这种潜规则,必须受到批判,必须被严格禁止,作为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,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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